电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娱乐工具，现实的沉重和复杂让它又背负起了越来越多的责任。自然问题，社会现象，当普通的呐喊声被淹没于金钱的碰撞声中的时候，一部部警世的记录片应运而生了。例如快餐究竟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害？有害的程度怎样？一直没人知道，或者说没人愿意知道。直到一个美国导演的出现。摩根在一部记录片《大号的我》中，以自己做试验，在2004年在一个月内完全吃麦当劳的食物，终于让恐怖的体形和极其糟糕的各项数据勇敢的捅破了这个人们一直不愿意捅破的窗户纸--快餐食品=垃圾食品=慢性自杀。

　　麦克尔·摩尔的《华氏911》在戛纳斩获大奖，宣告了纪录片的繁荣时代到来。近几年来，以保护动物为主题的纪录片，如《帝企鹅日记》等都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推崇，并且切实地起到了宣传动物保护的作用。如今，焦点又转到了环境保护上，本片作为导演古根海姆的力作，此次也被列入了戛纳电影节的参展影片单元，充分说明了如今纪录片受重视的程度。我们也由衷希望这部精心编排的环保纪录片，能够敲响大家头脑中的警钟，为阻止全球变暖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部纪录片，本片的阵容堪称史无前例的豪华。两大主角，一个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另一个便是前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笔者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两位主角是任何片商花再多钱也请不到的。

　　两位主角在片中均以真实身份倾力出演。地球出演了最为悲惨的角色，以千疮百孔的形象，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而脱下副总统外衣的戈尔，更是以一个悲天悯人的死忠环保 主义者形象，对观众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作为本片的主演兼制片人，戈尔不收取任何报酬的卖力演出，确实令人敬佩。无论是冲着学习知识，还是冲着戈尔的个人魅力，本片都相当具有看点。

土豆网视频：

难以忽视的真相（上部）：

欲望无穷和贪得无厌，这对以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市场经营实体来讲，没什么奇怪的。值得奇怪的是，在这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的文明社会里，除了房产商豢养的御用文人和重金驱使专家发表的那些谎言之外，公众和决策者还能听到别的什么声音？

其实郎咸平教授早就忠告：国内不少专家学者早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实体的金钱附庸，不是本着经济学术原则毫无私心地去看待处理问题，而是为了帮助达成某项愿望，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名声，不遗余力地攻关，摇旗呐喊。而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更是悲观地指出，国内真正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任玉岭参事的言论，无疑为郎咸平和丁学良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实事求是地讲，在市场经济中，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房地产界开动所有可能开动的机器，包括舆论宣传，尽可能为自身创造更多利润，并非万恶不赦不可理解。只要他们没有违法，都可以本着“法无禁止便可行”的原则，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再者，作为社会的一个分支，他们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伸张。应该重视的是，在房地产商为自己伸张利益的同时，社会上是否有不同声音与之“分庭对抗”，是否有专家学者不为金钱所动，站出来直言正义。

对于那些被豢养的御用文人和被重金收买的专家，我们当然应该对这些人无视学术原则和学术道德表示强烈鄙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他们抛弃了学术原则和学术道德，不顾经济发展规律的事实，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触犯现有法律，我们也不可能指望通过制定一项法律加以约束。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些人的言论能够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决策部门到底怎样避免偏听偏信？

真的总是真的，假的再如何天花乱坠，都不可能蒙蔽住真正有良知的学者的眼睛。谎言之所以能够误导公众，混淆视听，影响决策者，虽离不开谎言华美包装的欺骗性，更因为真理缺乏畅通的表达渠道。这也就是说，要避免谎言兴风作浪，关键在于拓展渠道，让更多本着学术原则的正直声音都有充分表达的空间，尤其是要容得下那些不似谎言那般悦耳的刺耳之音。面对房产商豢养的文人和重金收买的专家，需要改变的是，一方面大力营造更为开放的学术争论氛围，让学术真理在争论中水落石出；另一方面，决策部门也要培养自己兼听的本领，而不是被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牵着鼻子走。更重要的是，它们要摆脱自身的利益陷阱，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

     日前，一些主流国内的媒体可能在“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在为个别垄断集团说话的情况下，竞相发表或转载为本次成品油疯狂涨价而引经据典。如某报报道：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性！“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成品油价低于国际水平50%以上，国家对于油价的补贴去年已逾2200亿元，占GDP比重达0.9%。前几天，《华盛顿邮报》说中国油价低，美国《赫芬顿邮报》更耸人听闻：“一加仑汽油在北京只卖2.6美元，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美国的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则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油价最低的国家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61%，日本的41%、英国的28%……”

     我的朋友为此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报道，都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忘记说明中国的油价里不含燃油税。众所周知，全世界基本上都是不收养路费、过路费，而是放在油价里收取燃油税。我们是分开收的。国外媒体不了解中国特色，我们可以向他们宣传、解释，给他们讲清楚，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国内的媒体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另收养路费、过路费这个事情，只能说他们是别有用心，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把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都放进油价里，我们比美国油价低吗？低多少？下面我们就算一算。

    国外收取的燃油税里大体包含我们的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等。我们仅计算普遍存在的养路费、过路费分摊在油耗中的价格。车型按私家轿车计算。

    1、过路费   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为每公里0.4-0.7元，按照普遍值0.5元计算。高速公路平均油耗按每100公里6升计算，即每公里0.06升。每耗0.06升油收费0.5元，每升油收费＝0.5÷0.06＝8.33元。

    2、养路费   私家轿车每月105元，全年1260元。按照平均每天跑40公里计算，全年行驶14600公里，综合油耗每百公里8升，全年耗油＝14600÷8＝1168升，每升油分摊的养路费＝1260÷1168＝1.08元。

根据实际行车中收费公路所占的比例，我们组合3种不同情况下的含税费油价。净油价按目前的93#油每升6.3元计算。

    1、基本在高速路使用的车辆，按90％里程走高速路计算。含税费油价＝（净油价6.3）+（过路费分摊油价8.33×0.9）+（养路费分摊油价1.08）＝14.88元。

    2、一半里程在高速路使用的车辆。这是大部分车辆的使用情况。含税费油价＝（净油价6.3）+（过路费分摊油价8.33×0.5）+（养路费分摊油价1.08）＝11.55元。

    3、基本不在高速路使用的车辆，按10％里程走高速路计算。含税费油价＝（净油价6.3）+（过路费分摊油价8.33×0.1）+（养路费分摊油价1.08）＝8.21元。

    根据上面“一加仑汽油在北京只卖2.6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1%，日本的41%、英国的28%。”的报道，按照5月30日人民币和美元汇率6.9472：1计算，当时每升油的各国油价为：中国＝（6.9742×2.6）÷3.785＝4.79元（每加仑＝3.785升）；美国＝4.79÷0.61＝7.85元；日本＝4.79÷0.41＝11.68元；英国＝4.79÷0.28＝17.11元。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我们在基本走高速路的情况下含税费油价仅次于英国；大部分车辆的含税费油价和日本持平；极少走高速路的车辆含税费油价也高于美国0.36元。这还是没有考虑我们的工资收入没有和国际接轨的现状。如果加入我们的工资只是以上国家的10％――20％的因素，相对含税费油价＝8.21÷0.15＝54.73元，是英国的3.2倍、美国的7倍多。

     眼下，国内的石油巨头哭穷喊亏，那是企业的本能。他们进口的小账亏一点也是事实，但是国内自产石油这块不是大赚吗？毕竟自产石油占一半。伊朗自产石油，国内油价合每升人民币1元多，我们自产石油卖给消费者是多少钱？按含税费油价绝对值计算是世界第二贵；按国民收入水平计算，是世界最高价的3.2倍……”

     另外，笔者还想补充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真穷，人均收入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

     生活的本质就是不让自己随心所欲，理想实现了又能怎么样？放大了瞬间的精彩而忽略漫长的平淡是我在人生这条路上犯下的错误。

    在原本该结束的地方出发，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来结束！得到的与失去的，遇到的与错过的！一切都充满意义又毫无意义！所以不必追寻什么，我本是微尘，点缀这世界，飘荡在世界！释然一笑……

    也许，人生常生厌倦和寂寞，总有说不出的怅然。一种缠绵悱恻的情愫，伴着沧然从心底溢出，缤纷的心事如秋的落叶片片飞坠……

近10年来，因外贸顺差的快速增长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涌进，央行为维持人民币不升值而入市大量收购外汇以及房地产改革后，无节制的房地产信贷扩张而导致货币供应量大量增加，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可以说，近年以来的房价大涨和股市过热就是货币增发和流动性泛滥的一种表现。在经过若干年的货币超发积累之后，到2006年，开始在资产泡沫的形成上表现出来，到了2007年中期，通货膨胀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既然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要抑制通货膨胀，从短期的观点来看，办法只能是采取从紧的总量政策。但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不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而主要是成本推进型的。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成本推动型主要涉及到不同行业比价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全社会的流动性会减少，但是要素成本并不一定会降下来。于是，企业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要素成本还是比较高，二是出现资金短缺，导致企业效益下滑。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滞胀”的通货膨胀较高和经济增长减速并存的局面。

所以，从中长期来讲，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抵御成本上升的最重要手段，而现阶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创新，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依靠要素低成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